人們最希望得到的是信任。然而，正是信任爲你打開了一道通向罪惡誘惑的大門，信任給你的命運籠上一層惡運的陰影。

我雖然從爺爺方耀堂及很多人身上認識到了這一點，卻還是渴望得到信任，並渴望著能付出信任。雖然“信任”的真實與美似乎不是這個世界所能擁有的。但人們卻還是因著裏面莫名其妙的渴望而一再地給自己的命運埋上定時炸彈，把自己的未來建築在“信任”這薄冰般不堪一擊的基礎上。

我爺爺方耀堂本來可以過一個比較平靜的後半生，但他好友周紅軍對他的信任給他鋪設了一條通向陷井的路。

解放後，方耀堂一直在研究所幹得兢兢業業。據我奶奶說，他實在是個搞科技的人才，雖然時勢造英雄，他的前半生因戎裝而輝煌，甚至還幾乎算是踏上了官場。但當他埋頭於那些電子零件中時，他才得到了生命中的安寧和喜悅，恢復了那個Ｓ大學的學生方耀堂。這點我在父親方漢明身上也得到了認證。

一年多的勤懇工作和兒子方漢麟的共產黨員身份使他得到了組織上的信任。當時正值美國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上海的許多企業，包括郵政、交通等國有企業也都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爲了發展中國的通訊電子事業，需要派人在香港設點，負責貿易和采購任務。起初，這份任務並沒有降臨到方耀堂的頭上，但由於一批不合格產品的購入，使上級決定要派一位專家前去。這時，周紅軍這位工業局副局長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老同學。

１９５０年冬，方耀堂被告知將派他去香港檢測進口電訊器材。政府的這份巨大的信任，讓他感激不盡涕淚縱橫。周紅軍被老同學的熱淚也弄得十分動情。

“怎麼樣？我早就說過共產黨既往不咎，新中國特別需要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嗎！”

“是啊！是啊！想不到，真想不到政府這麼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幹。……唉，可惜馬明群走了，你記得嗎？他可是我們班的高材生呢！”方耀堂不知怎麼想起了馬明群，心中真是恨不得他此刻就在這裏，一同報效新中國。

周紅軍也沉浸在一種單純的熱情中，他激動地答到：“我早就給你們寫信了嗎！叫你們不要走，唉，只怪馬兄對我們黨太不了解，太不信任了。”

“我在香港若是碰著過去的老朋友。恐怕不方便吧？”

“有什麼不方便，見見嗎！若是見到馬兄更好，動員他們都

回來。都是中國人嗎，爲祖國效力，我們沒有不歡迎的。”

周紅軍爽朗熱忱的話深深地刻進了方耀堂的心裏，他感到全身都熱哄哄的。

我爺爺方耀堂於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辭別妻兒，去香港爲新中國工作，甚至顧不及元旦、春節將近。陸文蔭對此有些不快，周紅軍也勸他過完春節走，但一個人在巨大的“信任”推動下，是不肯稍微停怠的，他懷著一股最真誠的熱情匆匆飛出國門。

也許，他不那麼激動就好了，只要他稍作停留，元旦一過, 不尋常的漸漸彌漫整個中國的陰冷氣氛，就會讓敏感的周紅軍改變這個決定。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方耀堂剛走不久，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愈演愈烈，範圍越來越擴大。到來年的2月21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批准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使整個運動達到了全國性的高潮，以致上海所有前半輩子不那麼赤貧或赤紅的人都膽顫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