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身上始終籠罩着太多的光環，因此要想看清他幷不容易。張圭陽所著的《金庸與〈明報〉》，側重于金庸和《明報》之間的直接關系，截取了１９５９年金庸創辦《明報》，到１９９４年辭去明報企業集團榮譽主席的這段時間來硏究。盡管作者有心要寫出作為報人金庸的獨特風采和過人品質，然而，我們只能從書中看到《明報》的成長過程，金庸的形象恰如他臉上挂着的應景式微笑，讓人難以捉摸。

從一家與人集資的小報，逐漸成長為具有穩定發行量，在香港乃至東南亞頗具影響力的大報，《明報》的成長史的確傾注了金庸的努力和血汗。我們也更能從中看到，在資金不足、經驗欠缺等各方制約下，要想辦成一份有影響力的報紙，是多么不容易。根據作者揭示，《明報》草創之初，曾經用過犯罪和色情新聞吸引讀者的注意。之后，《明報》摸着石頭過河，由左派而右派，幷异軍突起，逐漸成為一份知識分子的大報。

根據張圭陽在本書中的記叙，金庸曾説：“報紙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衆的公器。”毫無疑問，這是典型的商業邏輯。在現實種，金庸也是毫不猶豫地遵循着這一“商業邏輯”。在學者傅國涌的《金庸傳》以及其他有關的著作中都曾説到，多位《明報》原來的員工都曾披露金庸苛待員工，壓低待遇和報酬的事實。

而從報人理想的角度來看，金庸較之張季鸞、胡政之、儲安平等杰出前輩，也有不同。《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聞名于世，張季鸞、胡政之也確實這樣做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大公報》港版停刋，當時社長胡政之説：“我們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表現了大無畏的民族氣節。他們的努力獲得了世人的公認，１９４１年，《大公報》獲得殊榮，被授予密蘇里新聞事業杰出貢獻榮譽奬章。而儲安平的《觀察》雜志，在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情况下，屢次批評國民黨當局，最終被封。至今，儲安平及其《觀察》雜志，仍是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座豐碑。從新聞成就來説，張季鸞、胡政之、儲安平將成為中國報人永遠的楷模。他們關心政治，但是，多的是以新聞為載體為民衆而呼。張季鸞、胡政之、儲安平從未把媒體看成自己的私器，關注的是公衆利益，國計民生，為此不惜開罪當權者；這與金庸把報紙看作“老板的私器”，在商業上左右逢源大為不同。

或許，我們不該對他過于苛求——但是，誰叫他寫了那些豪氣干雲的大俠幷以此自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