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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涿鹿之戰看萌芽階段的中華戰爭觀
2013年10月12日 03:33:21 作者:中 孚 來源:國際日報 字號 打印 關閉

中華戰爭觀的鮮明特徵是什麼?中國的軍事理論為何如此早熟?回答這些重大問題,肯定需要若干大部頭的高深著作,並引起一系列不同觀點的激烈爭論,但最終結果很可能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這些問題真的無解嗎?情況似乎也不儘然。對於此類問題,確實很難拿出一個標準答案,但通過一些相對可靠的途徑,還是可以求得一個為多數人所認可的答案的。而經驗一再顯示,回答或解決任何複雜問題,每當“山重水複疑無路”之際,一個較為可靠的途徑就是回到問題產生或形成時的原點,因為在這個階段,問題本身雖然簡單,僅僅初具規模,但“基因”及其與外部的基本聯繫都已齊備,因而其本質和核心也就更容易被認識或把握。同樣,探尋中華戰爭觀的鮮明特徵,也應當回到它的原點,而這個原點就是涿鹿之戰。
    涿鹿之戰發生在“傳說時代”,即距今約4600年前的夏部族和黎苗部族之間,雙方的代表人物為黃帝和蚩尤。由於年代過於久遠,文字尚未產生,在後人口口相傳的過程中,對這場大戰的記憶,既有歷史的影子,更多神話的成份,演變為二者相互滲透,高度摻雜的混合物,早已很難弄清楚什麼是歷史,什麼是神話了。不過,正是通過二者的這種奇妙結合,後人不僅可以觸摸到雙方綜合實力、裝備水平、戰略戰術的大體輪廓,還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參戰雙方對進行會戰、奪取勝利的基本期望,從而把握中華戰爭觀的“基因”,因為神話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的願望、期待和追求。
    綜合相關古籍的記載,及後人尤其是近人的研究,夏部族的活動區域大致在黃河中游,相當於今天的甘肅、陝西、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帶;黎苗部族的活動區域大致在長江中游,相當於今天的河南中部和湖北、湖南一帶。由於神農世衰,夏部族內部相互爭鬥,蚩尤率領他的81個兄弟及黎苗部族北上,侵入夏部族活動區域並自為炎帝,實施了殘暴的統治。作為夏部族的一個分支,黃帝及其部族大致活動在今天的河南新鄭一帶,正處在黎苗部族北進的必經之路上,首先被迫捲入戰爭,也首先遭受蚩尤的暴虐統治。面對“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使用先進金屬兵器的黎苗部族,雖然黃帝“集政治家、科學家、軍事家和魔法家於一身”,擁有非同一般的神性,但也只能率領其部族,並聯合其他夏部族,以石為兵奮起抵抗了。這些散見於先秦古籍帶有濃厚神話色彩的描述,曲折地說明黃帝及夏部族無論是綜合實力,還是裝備水平,都遠遠落後于蚩尤及黎苗部族。
    既然敵強我弱,黃帝及夏部族只能以退為進,誘使蚩尤及黎苗部族大踏步向更北的區域挺進,陷入完全陌生的環境之中,產生從戰爭的後勤保障到兵士的生理適應等一系列問題,綜合實力因此逐步遞減。夏部族則由於退到了自己選定的作戰區域,一般是本部族活動的核心地帶,得到了更多本部族其他分支的支持,也更好地解決了後勤保障問題,運用戰略戰術的條件大幅改善,原有的劣勢轉化為優勢,總體實力不斷上升,黃帝及夏部族尋機通過決戰一舉擊敗蚩尤及黎苗部族的時機基本成熟。於是,雙方在涿鹿展開會戰。
    雙方參戰的規模已經無從考證了,唯獨會戰經過非常生動,極具神話色彩。與黃帝一樣,蚩尤也具有非凡的神性,在戰事膠著,勝負難分之際,“他張開大口,噴出滾滾濃霧,三日三夜不散”,使夏部族士兵迷失了方向,黃帝立馬發明指南車,給本部族指明了方向。“蚩尤又向風神雨神求援,立即刮起倒山拔樹的狂風,降下瀑布般的大雨”,大地一片汪洋,黃帝也當即“施展法力,召喚女神旱魃助陣”。由於她面目猙獰,眼睛生在頭頂,頭髮是一條條小蛇;尤其是法力無邊,所到之處赤地千里、大旱三年,生物全都乾渴而死,幫助蚩尤的風神雨神見之落荒而逃,“霎時間風停雨住”,一片汪洋都不見。黃帝抓住戰機,實施大規模反攻,蚩尤戰死,黎苗部族大敗,許多士兵投降,成為夏部族的奴隸,代表底層民眾稱謂的“黎民”由此產生,還有一部分黎苗部族士兵向長江以南敗退,逐步演變為現今的黎族和苗族。
    此次會戰史稱涿鹿之戰,黃帝因此被夏部族擁戴為“黃帝”,建立黃帝王朝,並隨即乘戰勝蚩尤的聲威,大肆征討四方,大大擴大了夏部族的活動和影響區域。不過,對於此次會戰,後世的最大分歧在於涿鹿的地望問題。著名史學家錢穆和柏楊都認為,涿鹿大致在夏部族活動區域的腹地,位於黃河以北、汾水以南,很可能靠近現在的山西運城市;而三軍大學編著的《中國歷代戰爭史》則認為,發生大戰的地方位於河北北部靠近北京的涿州市。由於涿州離黃帝及其部族主要活動區域河南新鄭太遠,而運城市一帶正處於夏部族活動區域的核心,按退卻的一方大都會退回自己的核心地帶這一戰爭規律,會戰無論如何不可能發生在涿州,發生在運城才更為合理、合適。由於誰也無法說服對方,雙方只能觀點各表並繼續爭論。
    不管在涿鹿的地望問題上如何爭論,後世都一致認為,這場會戰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最有影響也最負盛名的一場大戰,基本的原因在於,正是由於黃帝的勝利,鞏固了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走向,由此逐步形成了華夏文明,否則,中華文化必然以黎苗文化為主幹,走向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正是由於黃帝以退為進,實行積極防禦,為以後的戰爭提供了難得的經驗或案例,歷代傑出政治家和軍事家無不從這裡汲取營養,開啟了中華民族獨特的軍事傳統。因此,任何一部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都無法繞開此次大戰;任何一部中國戰爭史,都以此為研究的起點。從這些研究當中,今人可以認識和把握中華戰爭觀的“基因”,其主要內容大致包括以下五端:
    戰爭是解決重大政治矛盾的最後和最有力工具。弱的一方要敢於通過戰爭,解決面臨的重大問題,和平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地位、缺乏影響,蓋源於此。
    總體戰是進行戰爭、奪取勝利的根本前提。必須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天神”、“天意”尤其不可缺少,唯有進行總體戰,才能確保自身的正義,並進而奪取最後的勝利,總體戰因此成為中國戰爭史的常規,西方到二十世紀才從理論上發現它。
    積極防禦是一種更有力的戰爭方式。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退卻並不可恥,打破罎罎罐罐也不可怕,長此以往,導致中原地區的華夏民族缺乏進攻的主動,長江以南尤其是珠江流域的華夏民族幾乎喪失主動進攻的精神。
    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武器裝備,而是正確的戰爭指導。有了它,弱勢可以轉化為優勢,不利可以轉化為有利,中國由此形成重政略戰略,輕武器裝備的傳統。
    示弱是戰略戰術的本質特徵。“裝孫子”、“玩陰的”成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孫子兵法》以此為基礎橫空出世、異峰突起,創造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奇特景觀。
    以上五端,雖然不能說概括了中華戰爭觀的全部特徵,但構成了中華戰爭觀的“基因”。由於它促成黃帝及夏部族在涿鹿之戰中大獲全勝,因而被後人不斷發揚、光大,逐步成長為中華戰爭觀的鮮明特徵,使中國的軍事理論相比於其他國家和民族明顯地過於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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