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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聊山西知青返城的事(續)
2022年09月23日 03:40:37 作者:國際日報 來源: 字號 打印 關閉

(接上期)

1987年一月份劉、章二人告訴我知青返城核心人員己決定在北京再搞一次春節大遊行,(莊偉亮在他的文章中詳細地介紹了這個過程)我心急如焚急赴忻縣,偉亮提到“從原平來到我家三位知青,都是元老級人物,他們建議取消遞交遊行申請”,本人即是這三人中的一員。

偉亮對我取消遊行的理由介紹的很淸楚,所以不再重複。我認為山西知青這只隊伍並非精銳之師,造勢可以、硬仗必垮,全國人大己頒佈《遊行法》,在北京申請遊行的申請一旦送出就會形成決戰之局。有申請而不遊行就暴露知青鬆散之弊病,而申請不被批准、進而強行上街遊行而後果可想而知,而知青遊行情緒失控被鎮壓而失敗,潰兵如潮返京之勢又呈低谷。政治從來都是妥協的藝術,不撕破臉、不把對方和自己逼到絕地是妥協藝術的真諦。

仔細分析北京的態度己有微妙的變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雖然大方向一致,但是地方政府有他具體的難處,山西太原的知青大遊行如果春節在北京爆發,誰的日子也不好過,兵法上有“引而不發躍如也”之說,保持搭弓瞄準而不放箭,對山西知青這只隊伍則更為有利。

我是沒有辦法又公開活動了,經過激烈的爭論,知青決戰北京的行動停止了,不過本人也在知青核心層被罵得狗血淋頭,被認為膽小懦弱,“臨危忽躡步,莫言好兒郎”。關鍵之時、決戰之刻,我卻當了“軟蛋”,我真是無可奈何。我以為不論我們返京的理由如何正確,我們畢竟以弱小之軍對抗政府的強大之勢,憑血氣之勇雖然豪邁但是代價慘烈而後果堪憂,畢竟我們政治上己經成熟,所以不能做無謂的犧牲,“以己之長、逼人之短”,北京是首都,穩定從來都是放到第一位的,讓他們時刻如驚弓之鳥才為上策。

 

北京知青赴山西插隊乘車證

1987年春節過後北京市政府悄悄地鬆動知青返京的條件,知青們開始創造條件找門路往北京擠。3月份傳達室給我打電話,說北京來人找我,來人是個原平人叫李全生,在北京城建三公司的攪拌站工作,主動聯繫我商談與我愛人對調工作之事。三十年來本人凡是如何調回北京一事一直遭個別知青的非議,猜測本人出賣了知青利益而受到“招安”,所以要借此機會說清楚,以雪本人不白之冤。

天上掉下個餡餅,我對李全生坦誠相告:“如果把你老婆轉為城鎮戶口我沒那本事,要多少錢你說話,我能拿出一、兩千。”李全生介紹了他的情況,當時地鐵兵集體轉業在北京,他在老家結婚做了上門女婿。老丈人在崞陽鎮開小飯碗,知道我的愛人在原平縣交通局當司機開車,所以他提出對調工作,不要錢,只希望對調到交通局繼續開車,並且希望我幫忙活動一下。他能給交通局長範理善開吉普車,這點要求我還可以做到,所以一拍即合各自努力開展工作。

我愛人也是北京知青,是工人身份,於當年6月份對調成功回北京。1987年11月底我以兩地分居之名義也單調,以幹部身份回到北京。其代價是全部滿足李全生條件之外,臨時又補給他八百元以做臨時開支。本人回北京的情況如此,一生磊落,總得借這個機會有個交待。這後邊還有一個小故事,本人回京後又是從零幹起,37歲的大科員,後來42歲才又混上個科長、左家莊街道副主任,1998年朝陽區第一次公開招考正處級幹部,本人考了第一名榮登榜首,到安貞街道先當主任、後做書記,2001年8月份調到朝陽區勞動局當局長兼黨委書記。

一日閑來無事,叫檔案室的同志將當時朝陽區勞動局知青科的所有材料和文件送到我辦公室借閱,細細翻閱不禁莞爾一笑,當年我愛人對調回京之後,有知青得知消息馬上啟動,回京尋找門路。我還沒單調回京,該知青一家三口於八月份就辦成回京手續,當時心中不免疑惑,莫非有什麼過硬的關係?翻閱檔案材料才多少知道些原委。我人生中第一課,就是“文革”中被抄家、老父被遣返,見過太多的背叛和出賣,對於人性中的卑劣有了深刻的瞭解,所以從來謹慎,有了“不慮勝、先慮敗”的思維習慣。在知青返城中我自認為“單線聯繫”悄悄密密,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的一些活動還是被勞動局給掌握了,人性如此、過眼雲煙、哈哈一笑而己。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2年我到平穀參加北京市各區縣勞動局長會,晚飯後在院中散步遇到市勞動局副局長王德修,也就是當年知青返城時成立的知青處的處長。以前雖有工作聯繫但從未閒聊過,這次見面閒扯了一會兒王局首先說:“老尚,我早就知道你。”我也回言:“我也早知道您。”話全挑明瞭再無遮遮掩掩的必要,而且時過境遷人己老去,所以王德修介紹了當年知青返城時北京市政府的一些情況。

知青返城運動對北京市委、市政府形成很大壓力,屢屢遭到中央批評,尤其擔心山西太原的知青二千多人的遊行在北京重演。可是同意知青返回北京的要求同樣承受很大的壓力,上海、天津的那些定居外地的知青怎麼辦?

知青返城涉及全國,中央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但是數千人在首都遊行即使被鎮壓下去,但是政治影響惡劣,北京市的領導“殺人逾千、自損八百”,得不償失。知青的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一舉一動早己被政府所掌握,在得知山西知青拒絕與社會力量爭民主,並且取消計畫中的利用春節返京探親之時的在北京的大遊行,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叫來王德修,安排說:“北京知青有情,咱們市政府要有義。王德修你不就是一個正處級幹部嗎?你就想方設法放鬆知青返京的政策。假如事鬧大了,上海、天津向中央告狀、中央批評北京市,我就撤你王德修的職,過幾個月我再把你安排到更好的地方。”市長發了話,知青返京的“道路越走越寬廣”,最終發展到,只要有一張假的單位接收證明就可遷回戶籍回到北京,山西知青返城運動就以這樣“黑不提、白不提”,稀裏糊塗的方式宣告結束。王德修認為山西知青政治成熟、謀略得體、鬥而不破,成功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三十多年過去了,山西知青都已垂垂老矣,再有十幾年就將陸續向火葬場報到,莊偉亮的一篇文章讓我回憶起那段往事,作為參與者,我也覺得對這段歷史應該有個交待。山西知青返城是在困難的情況下的奮然一搏,人們常說要“求大同、存小異”共同奮鬥,山西知青返城卻是“求小同、存大異”的共同奮鬥。政治理念各不相同,對文革、對知青上山下鄉的利弊、對毛澤東的評價和對共產黨的認知、甚至價值觀都千差萬別迥然不同,但是返回北京的想法卻是堅定不移的。許多人不屈不撓的奮鬥,甚至做好進監獄的準備卻是值得讚賞的,沒有以莊偉亮為首的知青帶頭人的不懈努力,成千上萬當年知青的命運將是另外的一種處境,我參與了、也鬥爭過,這是我這一輩子值得回憶的一件事。

2017-10-06

(本文選自網上 作者:尚言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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