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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沁的"謝幕"之旅(三)
2020年01月18日 11:54:31 作者:國際日報 來源:王步雲 字號 打印 關閉

第四天,學生們安排我先到敖寶營子短遊,然後到敖力布皋鎮(當年的敖力布皋公社,管轄12個生產大隊,近一萬人口)與我那個班的學生聚會。虞民棟開車,王和與廉長海陪同,車子駛向我插隊的敖寶營子村。儘管我前兩次到通遼都回了村子,這次的行進仍讓我吃驚不小。到敖寶營子的道路完全是柏油馬路,開車半個小時也就到了。

一路還經過好老營子—當年我妹妹插隊的地方(我們姐弟三人都屬老三屆,全部下鄉。妹妹分到好老營子,我和弟弟在敖寶營子)。我當公社中學教師時,1975年帶學生去好老營子勞動,瞭解到這個大隊的情況:全村170多戶,近800口人,土地面積5400多畝,生產大隊所有的資產包括拖拉機一台,機井12眼。大隊分兩個小隊,每小隊糧食產量是1100多石(石是容積單位,讀dan,4聲。1石是10鬥,1鬥是10升),交公糧200多石,相當於小隊糧食產量的五分之一。當年通遼農民每年每人的口糧是360斤,還都是帶殼的毛糧,沒幾家能吃到一年。

今天的農村,早已取消了農業稅(以前交的公糧),農民的日子真是越過越紅火了。

當年妹妹先于我一個月下鄉,我是上面要求必須下鄉,才跟大撥走的。妹妹與同時下鄉的天南大附中的知青,分到敖力布皋公社中相對經濟狀況比較好一點的好老營子大隊,與我插隊的敖寶營子相距8裡地。我和集體戶的段鐵玲,常常結伴去妹妹集體戶看望,並且會買一挑2元錢的香瓜,帶回我們的集體戶解饞。特別是我到公社貧下中農宣傳隊工作期間,總是從公社所在地敖力布皋大隊,步行4裡地到妹妹處看望。

記得有一次傍晚時分,才從敖力布皋大隊出來,走出不遠,三、四條狗從一個坨子的高處跑下,狂撲向我,嚇得我不是好聲的大叫起來。其中的一條狗,在我的膝蓋上咬了一口,雖然是夏天,我仍穿著長褲,膝蓋上補著厚厚的補丁,狗的撕咬沒讓我感到疼痛。儘管狗群馬上就撤離了,我還是急忙返回了敖力布皋,不敢前行了。路上想起,我今天用石頭砍過當街的一條沖我亂叫的狗,肯定是它糾結了其它同伴到坨子劫我,因為其他狗與我無仇,只是被我砍石頭的那條狗咬了我一下,實施報復。看來,無論是人還是動物,你都不能隨便“欺負”啊。

回到住地,一個貧宣隊大姐想用碘酒為我膝蓋的被狗咬處(儘管沒破)消毒,錯把敵敵畏當成碘酒倒在我的腿上,儘管馬上就用水清洗了,還是發了燒,一天多才退,好在既沒有鬧狂犬病,也沒中太大的毒,很幸運。妹妹在我發燒的當天,她心裡也一直不舒服,親人間的心靈感應吧?這是我們後來的分析。正因為從好老營子村經過,封存了多年的往事忽然浮上心頭。

接著,汽車又開進了東喜伯營子,這裡也有我們中學的同學插隊。但我更熟悉的是他的鄰居——西喜伯營子村。插隊的第二年冬天,我被抽調到公社貧宣隊幫助搞運動(因為經常有一些開會等活動需要知青參加,可以不下地幹活,照樣記工分。為了公平,我們集體戶按照睡在炕上自炕頭向炕梢的位置,輪流享受“輕鬆”),每天無非是組織群眾學習或跟著社員下地勞動,宣傳當時中央的政策等。

春節前,我被派到西喜伯營子大隊,由於是冬閒期間,我開始組織村裡的青年社員排練文藝節目,準備春節演出,因此我也留下與貧下中農一起過春節,其他貧宣隊員則回家過年了。這是我下鄉八年唯一的一次留在農村過年。社員們對我特別熱情,派飯到誰家,准是拿出家裡最好的食品:燉豆腐、蒜苗蒸雞蛋、蕎麥面餄餎。有時還能吃上烙餅或麵條,特別是春節期間,各家搶著拉我去吃飯:粘豆包、粘火勺、血腸、酸菜豬肉燉粉條……桌上那可口的幾近奢侈的飯菜,每一家鄉親那種親切、真誠、尊敬、喜愛的態度,是我在市里上學時從來沒有享受過的。

記得文革期間,我們都被看成反動學術權威子女——沒戴帽子的黑五類,早已失去了自由表達和自由結交的權利。我曾羡慕的看著那些紅五類子女之間的談笑風生,盼望著自己也有那一天。是農村的老百姓給了我尊嚴和尊重,自由與平等,所以我也拼命的用自己的真誠回報他們。春節期間,我不僅幫他們排練了京劇“紅燈記”的一折,還親自扮演李奶奶一角,受到社員們的讚揚。

由於西喜伯營子沒有分配到知青插隊,社員們把對知青的熱愛全都給了我,讓我一生都忘不掉鄉親們對我的恩情。年後,我又被派到敖力布皋大隊擔任貧宣隊員,那個大隊很貧窮,我們貧宣隊集中吃飯,常常是幹辣椒放灶坑裡燒燒,搗碎後加一點醬油就是菜了。不少社員家生活也十分艱難,幾口人只有一床被的情況也不少見。沒有副業,還不如我插隊的敖寶營子,畢竟還有麻黃草可以割來賺錢呢。

邊回憶著,民棟開的車已進入了敖寶營子地界。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整齊劃一的紅瓦磚房和規格一致的磚圍牆。後來聽我拜訪的胡占芝說,困難的家庭,瓦房和院牆是由政府出資蓋的。2006年我回村子時,道路還是土的,很多人家的土坯房還參差不齊的排列在大街上,我集體戶的土坯房也還存在,村裡富裕的人家還不是很多。

民棟的老丈人家也是這村的,他熟悉路,很快車就開到了胡占芝家門口。胡占芝得到了我的通知,已在門口迎接,沒費什麼時間就見到了我插隊時生產隊裡最親近的閨蜜。這是自1976年去霍林河煤礦當工人後第四次見胡占芝了。我前兩次回村都來看她,2012年8月,占芝的外甥考上天津商業大學,占芝與妹妹全家來天津送外甥上學,還在我家住了一夜(民棟的兒子也是考到天津商業大學,因為知青的關係,天津和通遼有了緊密的聯繫)。尤其是有了微信後,我與占芝更是保持了無障礙的通訊,成為人生中的好姊妹。當年我插隊時,可沒少得占芝的幫助,她家裡做好吃的,不是給我捎來就是請我去她家吃;幹活兒時,儘管她比我小5、6歲,卻時不時的接我的壟,讓我能早到地頭休息。

占芝的媽媽是蒙族,人長得漂亮、秀氣,還是個極能幹的家庭主婦,家裡不僅打掃的乾乾淨淨,各種飯食也讓她做得有模有樣,在缺糧少菜,物資匱乏的年代,她給孩子們無論是穿還是吃,都侍弄的井井有條,讓村裡人也刮目相看。我和集體戶的段鐵玲,還跟占芝一起,從我村步行往北20來裡地,到占芝的姥姥家,科爾沁左翼中旗敖本台公社(現在的敖本台蘇木)的南敖大隊,一個半農半牧蒙族的村落做客,頭一次嘗到了乳酪拌炒米,太香的蒙族美食。那裡有北京知青插隊,天下知青一家親,北京人請我們吃了奶茶(牛奶與紅磚茶一起煮),奶粥(高粱米大湯煮七分熟後,再撈出與牛奶一起煮熟),共同聊了集體戶生活,瞭解到她們女孩子都學會了騎馬……

回憶被打斷,進了占芝家,屋內有40——50平米,電子產品一應俱全,客廳的沙發、茶几等也都是城裡的氣派。她家後面院子,連同北面買下的另一家住宅和院子,占芝家養了30頭奶牛,我還為奶牛拍了照。因為占芝的腿關節有病,無法擠奶,奶牛的奶只能喂小牛犢,賣牛掙錢,聽學生說,不少掙。以前老百姓的聰明才智無處施展,現在,百姓們是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只要勤勞、遵紀守法,都能過上不錯的日子,看得我們很感欣慰。

因為後面還有活動,我們只得匆匆離開,集體戶和大隊部舊址、商店、學校等開車一閃而過。整個村子與過去的印象大相徑庭,孩子們已看不起村小學的條件,都包計程車,每週接送到通遼市內住宿上學。寫到這裡,我突然心裡酸酸的,當初我們插隊知青,連同村裡的老百姓,荒廢和無奈了多少人生的時光啊……

當年插隊敖寶營子有75名知青(天南大附中首批來村的知青與後來投奔哥哥姐姐的知青的總數),這個村子總人口2300多,500來戶,當時是8個生產隊。我們在學校按班級男女生搭配好的四組成員,只好根據大隊的需要,將男女生各自成組,8個小組分到8個生產隊。女生都分到經濟情況好一些的隊,這種分法,從一開始就給集體戶的生活帶來了不便:男生再能幹,年底分紅也分不過女生。我記得,我們7個女生,參加勞動的最初是每天7.5分,婦女工每天8分,男勞力每天10分。下鄉的第一年,從1968年9月23日至12月5日,我共掙得604.5個工分,分錢52.11元。我所在的6隊是村裡最富裕的隊,男生所在的隊根本沒分到錢。男女生生活中的不能相互幫助,也使集體戶的維持充滿了困難,埋伏下不少的矛盾。

最初大家下鄉時,誰也沒啥旁念:努力適應農村的一切活計和艱苦的生活,不少同學還施展文藝才能,增添了農村生活的樂趣。隨著選調和招收工農兵學員的開始,生活的平靜與平衡被打破了,出身和家庭問題的“多寡”,成為跳出農村的硬性條件,讓很多知青沮喪、迷茫、悲觀、失望和無能為力。敖寶營子的知青,大都是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教職工的孩子,很多還是教師的子女,上大學是孩子們殷切的心願與要求,更是作為大學教職工父母的一種期望。但是在那個年代,卻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奢望。儘管不少同學後來成為大中專的工農兵學員,恢復高考後,也有十幾名同學考入了大學,改革開放後,還有人出國深造或是在國內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但是,最應學習的青春年華,早該獲得的知識,卻再也無法彌補了,成為我們永久的隱痛。特別是75名知青中,有10名已經過早的離開我們,長眠地下,讓我們一想起他們來,就有說不出的悲傷。

 

【作者簡介】王步雲,原天津大學南開大學附屬中學1967屆高中畢業,1968年9月到內蒙古哲裡木盟通遼縣敖力布皋公社敖寶營子大隊插隊,1978年考入天津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分配至天津廣播電視大學任教至200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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