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潤離我住的唐山河北一號社區有大約40裏的路程，唐山市區有個14路公車可到。但是公車是有首車和末車的，其他時間就要騎自行車，大約要一個半小時。兒子五歲以前都在北京姥姥家養著，老婆思念牽掛，稍有空閑，哪怕只有一兩天，也要回北京看兒子。為省錢，都是從豐潤坐慢車。返程為多在北京呆個白天，都乘夜車淩晨12點多才到豐潤。

印象特別深刻的經歷，寒冷冬天的晚上10點半，家家戶戶關上電視機睡覺了，我卻推著自行車出門去，要騎一個半小時到豐潤去接老婆，然後“二等車”回家。一路風寒雪凍，到家一般都是淩晨兩點左右，早上起來還要正常上班。

最常見的是她一個人回北京，我在唐山接她返程。假期則是兩個人一起回北京，怎麼辦？就是她坐公車到豐潤，我騎自行車，然後把車子存在豐潤。回程下了火車在豐潤取車子一起回家。可是這個方案出了問題。一次取車子，我的取車牌子和我車上的存車牌子對不上號。這明顯是存車處的差錯造成的，我用自己的鑰匙開車鎖，證明是我的車子。存車處不幹，說不能取車子，要看我的車證。我強調這不是我的問題，我有取車牌，有自己的車鑰匙，沒有理由不讓我騎走。不取車我們兩人就只能在豐潤住店，可是住宿費用存車處又無法報銷。我只好留下身份證把車子騎走，改日拿來車證後歸還身份證。我只好這樣妥協了。當時的勞動力是不值錢的，耽誤多少時間沒人算這個賬。

如果是我一個人從豐潤走北京，都是火車托運自行車，然後到北京取車子。第一次這樣做就發現，不能走永定門火車站，那裏取個托運要等很長時間。作為首發站在那裏托運自行車到豐潤更加使不得，往往不能跟車走，要下一趟車才運到。我在豐潤下來取不到車子。

後來想了個竅門：到東郊火車站。小站東西少，托運、取車都方便。雖然騎得要比較遠，那也比在大站等待要強。而且少一站也能剩下錢來。這也是在回北京的火車上遇到了和我處境類似的人交換到的經驗。兩口子工作在唐山羊毛衫廠，居然也是從山西調唐山的北京知青，而且插隊在同屬運城地區的稷山縣。不過僅僅那一路在火車上相遇同行，以後卻再也沒聯繫過。

這個辦法後來也遇到了麻煩。列車時刻的調整變化，東郊火車站的停車時間從五分鐘改為二分鐘，托運自行車限制八輛，夠數就不再接收。這也是事先不知道的情況，大老遠騎到東郊不能托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無比尷尬。

當時算了一下，離火車到站還有四十分鐘，我可以趕到下一站雙橋，不至於全都不能托運吧？辛苦一站，也能少一站的運費——那時候一個月才三十多塊錢收入，省點兒是點兒。於是就二話沒說，蹬著車子直奔雙橋。

可是到了雙橋天已經黑了，我死活問不到去車站的路。那是個小站，可能比清華園站還要小，清華園站就是一條小窄道才能過去，沒去過的找不著。我在雙橋就沒找著去車站的路！

轉了兩圈耽誤了時間，覺得不能再耽擱了，從站東邊的一個鐵路橋，我扛著自行車就上了鐵道，從鐵道總能進站吧？那車站還有個貨運場，大燈照得通明。枕木、鐵軌，推著車子還不如扛著走得快，還是扛著走。大約離月臺100米的地方，就看到那趟客車隆隆地開進來——還是沒趕上！

已經是天黑時分，從海澱騎到了雙橋，離通州只有一站地了。我還怎麼回海澱呀！這要是騎回去，12點也到不了！橫下一條心：索性騎回唐山了！到通州，買了些吃的，預備半路充饑，就這樣上路了。

十月初的北京，秋高氣爽，那天正好明月當空。1984年的我三十多，還算精力充沛。一路騎行，速度不慢。路上只休息了一次，看到路旁不遠有個機井正在澆地，就去喝口水，吃些東西，抽枝煙。大約四點左右到了玉田。這裏的東關有我一家親戚，但這個鐘點是不能敲人家門的。繼續前進的路上，發現困得不行了，一邊騎一邊打盹。一個盹醒來到路左溝邊了，再一個盹醒來又是右邊溝邊。就這麼左右晃著走。還好，這鐘點沒有汽車經過，也沒有真的掉溝裏。天麻麻亮，精神頭就又重現振作起來。

等騎到豐潤，天就已經完全亮了。豐潤到唐山，這是多麼熟悉的路！可是已經感到了疲乏。身邊上班的人們騎的車子一輛輛從旁邊超過，我實在沒有力氣和人家競爭。

好在就這麼還是騎到了目的地，回到河北一號社區的家。

就這麼被迫完成了一次“壯舉”，175公里，350裏地。比人家騎到天津240裏，騎到保定270裏，還要牛B！

繼續，就要講我的那輛車子了。號稱“三排座敞篷紅旗”——其實不是紅旗牌，是飛鴿。

1978年剛到唐山的時候，還是新車，鋥光瓦亮。一到周日還當回正經事情一樣：擦車。剛剛買來也不過就是稀罕了一兩年，車子就一點兒一點兒舊了。也越來越不當回事，後來就根本不擦。就像現在開的破車不洗一樣：只要軲轆還轉，就得馱著我走！

唐山的交規和北京不一樣，允許騎車帶一個學齡前兒童。兒子小時候到唐山，五歲在唐山上幼稚園，周日去公園，都是我騎車帶他走。用的當然就是我的飛鴿車。前面提到的北京、豐潤、唐山之間的往返，也都是這輛車子的負擔。和汽車不一樣，自行車沒有里程計數，如果有，大概也能申請個什麼紀錄之類。

車子舊了，在工廠裏成了本科室的“公車”。車鎖也早就自己撬過，鑰匙就是個擺設，用手一扳就開鎖。下班往往車子被別人騎走，不知道停哪個車間門口去了。

在離開唐山前一年左右，車子丟了。就停在住家的樓下，沒了。也一定是誰過來手一扳開了鎖。一輛破車子，也不為賣錢。那時候偷汽車只能拘留，因為是搗亂偷去開著玩，連加油都不能加。偷自行車卻要判刑，因為那是私人財產。

按規矩在派出所報了案。大約半年以後來了通知，讓去某個地方取車子。唐山的自行車都是在車把和車架子的中軸上邊打鋼號的，只要核對就能找到。我那破車子人家偷走騎個方便，騎完了一扔就不管了。

我騎著另一輛去取回我的老飛鴿。我是擅長騎車子帶車子的，很多人連單手扶把上車都不行。我經常告訴人家，帶車子最容易，四個軲轆當然比倆軲轆穩當多了——你就是停下不動也倒不了。帶著車子回家，那老飛鴿一路蹦跳著，仿佛高興地說：可算又見到主人了。其實是沒氣的內輪胎聚成團引起的顛簸。

就這樣，老飛鴿和我一起，1992年調回了北京。其實老飛鴿到了北京沒有太多的故事，只是又一次失而復得。

中國的自行車管理，在城市很當真，在農村、在縣城，似乎就比較隨便。我在村裏就聽說過，三個人跑到水頭——我們夏縣不通火車，離縣城三十裏地的水頭有車站。在水頭集市上起著哄三十塊錢買了一輛車子，三個大男人壓在上面，騎回了夏縣城。恰好縣城也是集市日子，於是又一次起著哄，四十塊錢賣掉。不但回縣城沒花車錢，反倒賺了十塊。三人小撮一頓飯，高高興興回了村。可見買賣自行車應該是沒什麼複雜手續，很簡單的交易。

但城市裏不一樣，是要登記上牌，還有每年的牌照稅。是老鄧一句話，才取消了自行車的牌照稅。所以我的老飛鴿到了北京，雖然正經去登記換證交稅，後來那些牌證的就再也沒有用處。

在唐山期間，那輛自行車是解決很多大問題的。不僅僅是交通工具，還是最主要的運輸工具。冬儲大白菜，都是單位統一購買，可以非常便宜。可是就要自己從工廠運送回家，就是憑著這輛車子，一趟運一百斤。三百斤就要三趟，不能騎，只能推著。一個雙人床的床板，也是放在右腳蹬子上扶著，推回家去。當時唐山還住的是簡易房，為修房廠裏發了一根大木頭。這個好辦，肩膀一扛就可以騎上車子，比推著強多了！

那車子再次丟失是在北航，一次老爸從美國回北京要去接機場，從家裏騎到北航大門。北航大院有一平方公里，從家到大門也有一公里，還是騎車子方便。把車子放到大門的存放處，打個出租就去了機場。回來當然還是打車，大門不停直接回家。第二天去大門找車子，不見了。偷車子的人也是騎方便，破車子註定沒人要。似乎知道丟失了車子可能會去保衛科報案，那車子就給扔在保衛科門口，我一去就給撿回來。

直到1999年離開北京來美國，這車子就騎了21年。留在了北京。後來，就再沒有後來了。

【作者簡介】 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於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