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壽彭殿試策可以看到，卷前寫有姓名、履歷及三代的一頁折疊彌封痕跡明顯、“紙釘”、“彌封紙”保留完整；“彌封官關防”印記非常清晰；讀卷大臣八人“姓”下皆標識為“О”（第一等）；特別是進呈名次的“黃簽”猶在並明確寫著“擬第一”；“卷面”上朱筆填寫著“第壹甲第壹名”。

以上史料，筆者認為足可以說清楚王壽彭當年殿試得中狀元過程了。王壽彭因“名字”中狀元的說法是以訛傳訛，是毫無憑據的。

王壽彭當年對於他因“名字”而中狀元的說法曾作有一首打油詩：“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甚難。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王狀元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鄉試中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連捷進士應殿試中狀元。似乎王狀元當年還蠻超脫的。

另外，筆者想更正社會上的一種說法。王壽彭中狀元的那一年（1903年），並不是慈禧太后的70大壽。慈禧生於1834年，1903年她69歲。而甲辰年（1904年）才是慈禧太后的70大壽，當時稱“萬壽節”。清末甲辰年（1904年）確實以正為恩，特賜“恩科”，加試了一科甲辰恩科會試。甲辰恩科狀元是直隸肅寧人劉春霖。

再多說兩句，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之所以稱做“恩並正科”，是因為按清制，會試三年一科，凡遇醜、辰、未、戊年者為正科，不逢是年而舉行者，或為加科，或為恩科，（亦有例外）。辛醜年（1901年）是正科大比之年。由於1901年正值光緒皇帝三旬萬壽之年，故而以正做恩，而將正科改在次年壬寅年（1902年）舉行。但由於八國聯軍入侵，直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才把上述恩、正兩科合併起來舉行。“癸卯會試”對天下士子非常重要，因為自光緒二十四年會試之後，已整整五年沒有舉行會試了。而這五年之中，卻又連續舉行過兩屆鄉試。癸卯年（1903年）是集兩屆以上舉人應一屆會試。

關於王狀元，我在其後人處見過他的照片。是一位個子不高，身材顯胖的大眼睛中老年人。從照片上看，確實是天庭飽滿、地廓方圓。滿有“福”相的。

因筆者親戚收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一甲三人的殿試策，這裏再補充一點史料貢獻給讀者。光緒癸卯科殿試策讀卷官最初擬定進呈的鼎甲名次與最後欽定的名次是一樣的。狀元王壽彭（山東萊州府濰縣）、榜眼左霈（正黃旗漢軍廣州駐防）、探花楊兆麟（貴州遵義府遵義縣）。

關於王狀元還有些軼事。如當年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去世,還是請王狀元點的“主”。慈禧太后去世後，用於引“神”用的牌位是由王狀元所書。另據說，濟南的“山東賓館”系王狀元所書、王狀元還曾為北京“天源”醬菜園題過詩、當年袁世凱頒發的“京師大學堂”匾，落款是大總統題，系由王狀元代筆。當然這些筆者也未考證過。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考證考證。

本文關於清朝科舉典制，部分徵引自商衍鎏先生所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

我非常感謝陳群先生。

季羨林因為王壽彭而成才，王壽彭因為季羨林而為當代人廣為知曉。2006年1月13日，濟南黨家莊一個叫衛中原的先生打來電話，說他發現了一幅王壽彭題寫的對聯，是竹外雲移北苑山，花間雨洗南宮石。落款處有章，有個明顯的陳字。其實這副對聯應該是：花間露洗南宮石，竹外雲移北苑山，是陳寅恪先生的父親陳三立先生題寫給彥疇的。

3、胡也頻培養文學興趣

1928年，山東大學停辦，設在北園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也關了門。後來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張默生是校長。

張默生（1895.12～1979.9），名敦訥，又名文起，字默生，以名行。淄博市臨淄區（今臨淄區敬仲鎮）呈羔村人。幼承家教，4歲即能記簡單賬目，9歲書寫楹聯。家本寒微，經遭父訟案更貧，在山東省立十中（青州）讀書兩年即輟學，去天津鞍韉鋪習藝，後去濟南法政專校以謄錄為生。22歲隨父入山東省立六中（曹州），方得專志求學。1919年夏，入北京高師英語部，次年轉國文部。敦訥從小口吃，自知父深憂其不能以舌耕為生，即決心校正，遂於規定科目外，自加語言學，學發聲及語言技巧，交一口齒伶利同學為友，空暇即辯詰不休，至唇幹舌疲。曆兩年，即口隨心欲。其父聞知，喜極淚下。1924年北京高師畢業，受聘於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兼齊魯大學講師，1929年任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曲阜）校長，次年任濟南高中校長。

他執教“必以心血注人，必以求其先知為本”，深得學生愛戴。學生多有相訪，他接待，晤談常至深更。時楚圖南、胡也頻、董每戡等在校開展學生工作，校內學生思想活躍，當局決定搜捕。他得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密信，即送楚、胡等離校，並資以路費。山東早期共產黨員王景陳，被國民黨山東省黨部軟禁，他助其轉至濟寧。張宗昌督魯，以“赤化”嫌疑，全省通緝敦訥，他得德國牧師保護，入韋士英博士所辦福柏醫院，改姓趙，在病床上掛一精神病卡，方免於難。1932年8月，敦訥應聘為煙臺中學校長。1936年8月，應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任特約編輯，轉去南京，後隨遷至重慶，先後任復旦大學、北碚相輝學院、重慶大學、四川大學教授。於教學同時，潛心於先秦諸子研究，所著《莊子新釋》，集諸家成果於一書，成為國內認可的“莊學”專家，還編著《先秦諸子文選》、《老子章句新釋》、《墨子精選讀本》、《韓非子新編》及關於《紅樓夢》、《聊齋志異》、《水滸傳》、《西遊記》的學術文章。1957年，因《草木篇》被錯定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勞動改造。1979年6月，四川大學黨委為其平反，恢復名譽，9月病逝於成都。

1929年季羨林沒有經過考試，就轉入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學習，這在他的一生中是個重要階段，尤其是在國文方面。當時該校文科5個班，理科5個班。季羨林擔任文科3班的班長。他可以經常接觸文科的老師們。

高中初創時，校長姓彭，南方人，美國留學生。後來去教育廳當科長了。接任的是張默生，山東人，大學國文系畢業，寫《王大牛傳》，傳主就是原第一師範校長王世棟（祝晨）。教務主任是蔣程九，山東人，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或化學。季羨林是是高中文科，沒有上過他的課。李清泉，也是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文科也沒有上過他的課。

當時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幾位全國聞名的作家在這裏執教，這些人對他的影響很大。這使他在學習寫作時，潛移默化地於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作的一套看法。校內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作文，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

季羨林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他是一個革命作家，與丁玲的一段姻緣留下了非常浪漫的一筆。胡也頻（1903—1931），現代著名作家。據沈從文《記胡也頻》所說，他少年時代曾當過學徒，1920年就學於上海浦東中學，後入設在山東煙臺的國家海軍預備學校。學校解散以後，他同幾個朋友流落到了北京，1924年起開始文學創作。1925年前後在北京出版的《京報》副刊《民眾文藝》週刊上，開始用“胡崇軒”這個名字發表文章。那時編輯這個刊物的是項拙與胡崇軒，他們都是學習海軍不成的青年。1926年以後他開始使用“胡也頻”這個名字。他1928年在上海和沈從文等人主編過《紅黑》雜誌。曾經有一段時間裏，胡也頻和丁玲的經濟出了問題，有點入不敷出。恰巧在1930年初，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向陸侃如、淦女士（馮沅君）夫婦探詢，有什麼人願意去教書沒有，要她夫婦介紹。為了還債，經過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的介紹，胡也頻於當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離開上海赴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教書。這時的胡也頻已完全不同以往，學校成了他革命實踐的陣地。他在同學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普羅文學，深得廣大同學擁戴。由他發起領導的現代文藝研究會，參加者多達四五百人，連校長、訓育主任也常常參加他們的活動，一同談論普羅文學。現代文藝研究會活動範圍和影響的日益擴大，招致了地方反動當局的仇恨。胡也頻很少講課本，每一堂課都是宣傳普羅文學。對他的這些課一些青年大為興奮，其中也包括季羨林。他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他們還準備出刊物，季羨林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裏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

胡也頻到濟南後不到一個月，丁玲也從上海來到濟南。季羨林看到的剛到濟南時的丁玲，服裝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潮流。這樣的服裝在相當閉塞淳樸的濟南出現，被季羨林這幫高中生視為“飛來的一只金鳳凰”，沒有見過世面的他們便覺得她渾身閃光，照耀四方。丁玲很年輕，也比較胖，又穿了挺高的高跟鞋。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校內的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就不牢靠，更何況穿高跟鞋。丁玲走在這路上，磕磕絆絆，步履維艱，要靠胡也頻攙扶著才能邁步行走，胡也頻又比丁玲矮。學生們見了這情景覺得好笑，他們就竊竊私語，說胡先生簡直就是丁玲的“拐杖”，無形之中卻增加了對胡也頻的敬意。從丁玲這方面來說，她到濟南才發現胡也頻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她不了解他為什麼被那麼多的同學擁戴著。天一亮，他的房子裏就有人等著他。後來他參加學校裏的一些鬥爭，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這沒有使他消極，他更成天和學生們在一起，有些同學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文學研究會，有四五百人。學校裏的一種新生活，自然使他們發生新的興味。胡也頻在學校裏大講普羅文學，宣傳馬克思主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韓複榘對人說：“高中有個叫胡也頻的教員，中央要他，說他是共產黨。”胡也頻聞訊後，與丁玲迅速躲到青島。不到三個月，他們又悄悄回到了上海。兩人回到上海後，住到環龍路。他們對朋友說山東風潮鬧得十分複雜，不願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裏受人暗算，只好從青島跑回來了。朋友只聽說山東的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畏，就想也許因為風潮影響，他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不能同人比武，就及早跑開，也不失古代君子的“明哲保身”之說。可是沒過幾天，馮沅君女士說，兩人是因為另外一件事逃出來的。他們從濟南回來是10月，很快就要過年了。胡也頻被迫離開學校回到上海後，先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曾任執行委員，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參加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何夢熊主持召開的會議後被捕。1930年2月7日，他被國民黨當局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他被捕後，沈從文等人通過胡適參與營救卻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