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要有光》举行青岛分享会 以非虚构显影青少年心理问题

梁鸿：以破执来洞见，因解缚而照亮

人物小传

梁鸿，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

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核心观点

■《要有光》书中的京城部分大多写的是“高控”，属于精英家庭的孩子出现的心理问题；那么，中等城市更多的是一个家长认知的问题，就是金钱上不太匮乏，但认知上确实有问题；县城里面可能更多是缺乏关爱，这种心理的问题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构成连接。

■我突然觉得，假如写梁庄20年、30年、40年，写到我老甚至去世了，梁庄仍然还在。最起码在这样一段时光里，我通过文字将它记录了下来。如果后人想知道一个中国2000年左右的村庄，你来读“梁庄”就可以。如果过了100年还有人来读“梁庄”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也是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

■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忙着挣钱，对待孩子简单粗暴，但那时的孩子们可以跑出去玩：我找小伙伴去了，一天不回家，在野地里野一天，消化掉一些情绪。但今天的孩子是没有地方消化的，生活被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地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没有其他的更大空间，他们自然的生活场域也被压缩了。

■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我们看似了解了一切，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了解。为什么？因为都是碎片化的。大家对“真实”有一种内心特别大的渴望，而非虚构写作在某一个主题上会比较深入。它是一个更深刻或者更深远的现实，这是读者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碎片，我们好像懂了一切，好像看到了全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一切，但实际上我们又什么都没了解到。

“《要有光》经过了漫长准备。当时，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些信息，有谁愿意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青少年）情绪问题。只有一个孩子回应，就是雅雅。一个女孩，她经历过休学又复学，觉得自己有情绪问题，而且愿意跟我交流。于是，我就去了滨海。”

9月，著名作家梁鸿的非虚构新作《要有光》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以女孩雅雅的经历为引子，通过一线城市“京城”、二线城市“滨海”、小县城“丹县”的三个场域剖面切入青少年心理问题，探讨“亲子关系里的爱与背离”。

10月31日至11月3日，“70后文学论坛”在青岛文学馆举行。活动由青岛市委宣传部指导，青岛文学馆主办，良友书坊承办。活动期间，王犁、弋舟、哲贵、梁鸿、路内、黄德海等名家造访青岛，《要有光》分享会是论坛的重要环节之一。

梁鸿做客良友书坊，分享非虚构新作《要有光》。

尽管梁鸿强调这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而不是社会学作品，然而，分享会迅速超出作品本身，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结合个人经历踊跃发言。一位评论家坦言：“谈论教育孩子问题，我们纯属‘久病成良医’。其实，我甚至想说，一个孩子的出色跟我们家长没关系，只有那些有问题的孩子才跟我们有关系。”

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组成的“梁庄”系列到新作《要有光》，梁鸿让“非虚构写作”成为一个持续滚烫的话题，激发读者对现实的多维度认知。近年来，非虚构领域涌现出《县中的孩子》《我的二本学生》《微尘》《我的母亲做保洁》等一批话题之作。非虚构，已经成为“行动的知识”，让读者意识到“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那么，非虚构的文学性边沿在哪里？非虚构如何影响现实？《要有光》为阅读视野划了一条辅助线，让遮蔽的现实显影，为时代的细部发声。

三重场域，洞察青少年心理

记者：梁老师，《要有光》的内容包含了三个场域，将一二线城市和县乡的观察写作聚拢在一本书里。您是不是有意对当下青少年心理问题做总体性呈现？

梁鸿：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是采访到最后才意识到：同样面对焦虑、抑郁、休学或者退学等青少年心理问题，背后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中国幅员辽阔，生活维度完全不一样。按照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县城/乡村划分大致合理。因为确实面临的状况不一样：比如，书中的“京城”部分大多写的是“高控”（高度控制，父母或教育者对青少年实施过度控制的行为模式，表现为严格管理和支配孩子的学习、生活、社交等各个方面），属于精英家庭的孩子出现的心理问题；中等城市更多的是家长认知问题，就是金钱不太匮乏，但认知存在问题；县城部分可能更多是缺乏关爱，这种心理问题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构成连接。我写出来之后觉得还算合理，它基本能反映出心理结构层面存在的问题。

记者：在《要有光》的分享会上，从读者到评论家都希望一吐为快。关于孩子心理问题，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您的创作缘起是不是不止于观察者，也有亲历者的成分？

梁鸿：对于我而言，《要有光》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心路历程。

首先，我是一位母亲，我的孩子在慢慢地长大。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有过很多很多的迷茫、痛苦。你希望孩子按照你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也的确是成绩不错，但你突然发现：他好像没有听你的话，也没有按照你的预期要求去做。此时的我感觉非常迷茫和痛苦。

那时，几位比较要好的家长在一起聊天，原来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迷茫——当你的孩子跟你的思考不一致时，你所有的学识，所有看过的育儿书、心理学的书，在那一刻通通都无效了。有些孩子已经休学在家，情绪问题严重到没法正常读书，甚至退学。我逐渐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并非仅是表层的迷茫或情绪痛苦，而是映射出更深层的心理结构困境与发展需求。

《要有光》出版后，不少“海淀妈妈”看完第二章“京城”之后感同身受，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群体比较熟悉。

还有一点，一些数据反映出的青少年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令人吃惊。10月10日央视公布的数据显示，6至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看到这些数据，一种敏感和直觉出现：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好，我们的温饱问题已解决，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点。

我在身边做过一些调查，“京城”那一部分的陈清画、文丽等都是长期交往、比较健谈的家长。我调查时发现，每个人的家庭内部都是一部巨大的、波澜壮阔的甚至惊心动魄的斗争史、痛苦史，有时痛苦到无法回溯。

因为非常痛苦，我们通常在私密空间聊天。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节点，不仅要问自己：我们在哪个地方错过了我们的孩子？我们那么爱孩子，为什么对他的痛苦却视而不见？甚至当他已在呼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时，我们依然在说“你要学习”“你第二天要考试”。

我在网络上曾经发布过一条小的信息：“谁愿意跟我聊一聊（青少年心理问题）”。书中雅雅的原型回复说，愿意聊。这个孩子在给我的信里说自己正在遭受严重的精神困扰。雅雅学习成绩非常好，是一个优等生。就读高中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成绩并没有那么优秀，精神一瞬间就崩溃了。雅雅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如果别人能从我的故事里有所收获，那么，我会非常开心，也能因此获得信心”。就这样，我慢慢地展开了我的调查。

记者：很多读者是从“梁庄”系列开始熟悉您的创作。从“梁庄”到《要有光》，您的非虚构创作有什么内在的连接？

梁鸿：每位写作者都有固定的一个倾向。这些年，我一个劲儿地在写“梁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跟家乡“杠”上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收获非常多：从和家乡最紧密的接触中，我获得了特别大的精神支撑，能够感受到一个写作者精神内在的成长和家乡的关系、和童年及少年的关系。从离开家乡、异地生活、重新回乡，距离，实际上是思考的最根本来源，让人处在一种背叛与热爱之间的矛盾状态中。

我曾经认为写完《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不再写“梁庄”了——一个写作者不能一辈子吃一碗饭。我当时还发微信朋友圈说以后可能不再写“梁庄”，但过了几年又食言了。

2020年，我回到家乡，那里异常安静。秋天的落叶慢慢地飘落，村头的老人聊着天，他们继续着这样的生活，非常缓慢却是真实的存在。我想写出这种特别缓慢的、真实的、细微的生活场景，以及具体到个人的表情，所以写了《梁庄十年》。

如果前两本是一个宏观、整体的村庄镜像，那么，第三本可能是一个微观的、特别细致的关于人的生存的每一天的描述。

我在写作过程中想到，假如写“梁庄”20年、30年、40年，写到我老了，我去世了，“梁庄”仍然还在……在这样的一段时光里，我通过文字将它记录了下来。如果后人想了解一个中国2000年左右的村庄，你来读“梁庄”就可以；如果过了100年还有人来读“梁庄”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也是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在我心里，“梁庄”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

对我而言，从“梁庄”到《要有光》，其实不是一个突然转折，而是我自己的生命到了某一种状态。不管是写“梁庄”还是写《要有光》，最开始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或是发现重大问题，而是跟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有关系，跟我情感的一次撞击有关系……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慢慢地展开这样一个视角，最后形成了《要有光》。

代际承压，亲子如何破题

记者：《要有光》里写了一组组非常深入的母女/母子关系，比如雅雅妈妈和女儿、陈清画与吴用、杜梅与娟娟等，不过，父亲往往是缺位的。其实，父亲在他本身的父子关系中也有可能经历着心理问题，等当了父亲后会发现不仅没有解决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还会成为下一代心理问题的根源。这一代的父亲应该怎么办？

梁鸿：我前两天又读了鲁迅先生的书。他在100多年前就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书中写到父亲自我的能力、自我的认知非常重要。

中国传统家庭的结构还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会看到父亲在家庭内部是相对稀少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爸爸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分配的。到了今天，这样的认知已经不够了，孩子们需要父亲。

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忙着挣钱，对待孩子简单粗暴，但那时孩子们可以跑出去玩：我找小伙伴去了，一天不回家，在野地里野一天，可以消化掉一些情绪。但今天的孩子没有地方消化，生活被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地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没有其他的更大空间，他们自然的生活场域也被压缩。因此，父亲在家庭内部的功能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如果妈妈和孩子长期处于一种紧密连接的状态，极容易发生冲突，这时没有父亲代替，你就会发现妈妈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如果有了父亲参与，这个“家庭三角”最起码会相对平衡一些。我写完《要有光》之后意识到，不少孩子在受访时不约而同地说到：“如果我的父亲在，可能会好一些。”孩子并不是有意说这句话，我也不是有意识写这句话，但我发现这一现象真的已经变成了问题。

记者：“梁庄”系列也写到一些打工父母抚养孩子的情形。这些人走出“梁庄”，他们下一步也会面临育儿问题。从写作角度讲，“梁庄”到《要有光》是一个持续的、贯通的话题吗？

梁鸿

梁鸿：我曾采访过一个厂，2000对工人夫妻中只有一对夫妻的孩子跟着他们生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淹死在河里，经老板同意后就带着孩子进厂。他们加班时没人管孩子，就把孩子放在岗亭。

“那1999个孩子在哪里呢？”我当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了解得知：大部分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等亲属生活，中学时就会进入一所寄宿学校或一个寄宿家庭。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这种亲密关系的建构始终是非常艰难的。不是说每个孩子都会出现大问题，但不少隐秘的创伤是存在的。隐秘的创伤是看不见的，但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心，包括亲密关系的建构。

现在为什么不少年轻夫妻非常自然地将孩子交给老人或亲戚抚养？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没有享受过父母陪伴的待遇。两代孩子都不知道这种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不管是“梁庄”的孩子还是哪个庄的孩子，都是看不见的创伤。

记者：您之前也说过，《要有光》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像是第二章陈清画那部分的文学性特别强。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如何凸显，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梁鸿：我写的是非虚构文学，我从来都强调它是文学。为什么呢？因为我需要细节。比如陈清画部分，我反复跟人物一起聊天，追忆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细节是最大的生命。它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挣扎，以及细节在她生命中的意义。我希望读者有所感触，而不是看一个概念。我不需要概念，社会学家会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细节是最能够和读者之间产生沟通和共鸣的东西。

渴望“真实”，构建主体性

记者：近年来，非虚构写作非常受读者欢迎。从“梁庄”系列到《要有光》，非虚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一些问题的认知。您怎么看待非虚构的“现实影响力”问题？

梁鸿：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我们看似了解一切，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了解。为什么？因为都是碎片化的。大家对“真实”有一种内心特别大的渴望，而非虚构写作在某一个主题上会比较深入。它是一个更深刻或者更深远的现实，这是读者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碎片，我们好像懂得一切，好像看到了全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一切，但实际上，我们又什么都没了解到。

所以，你看现在也有“素人写作”，比如写送外卖、做保洁的作品比较受欢迎，因为我们渴望了解一个系统性的“真实”，而不单单是一条新闻里边的、一个符号性的“真实”。在这个层面上，非虚构一定会是大家愿意去读的内容。大家太渴望了解：我们到底在怎么生活，我们生活逻辑到底是什么。比如，一个外卖员每天送多少单，他怎么挣钱？他怎么去跟系统博弈？我们天天坐网约车，司机一天到晚怎么生活？读者需要一些系统的、真实的调查，这也是非虚构为什么这么被关注的原因。

记者：相较于非虚构写作的严肃主题，您本人特别爱笑，比本次论坛所有作家加起来都笑得多。您的心情或心理状态如何维持？

梁鸿：我经常举大姐的例子。母亲去世早，大姐等于肩负着抚养我们长大的责任，非常非常辛苦。当遇到事时，我们都在哭，大姐顾不得哭，她要忙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她的性格最坚强。贫苦家庭出身，但我比较乐观。那十几年写“梁庄”系列对我的性格也有着很强的塑造。人见识的苦难越多，其实越坚强。包括写《要有光》，在乡村见到那么多孩子，正是因为见得多，所以你得有种巨大的心灵弹性。我是非常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对人充满了热爱，看了形形色色的人生之后，你会觉得这个生命太不容易了。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

记者：最后能否请您总结一下《要有光》到底是什么“光”？

梁鸿：光芒首先是自身的力量，是我们要建构的主体性。

作为成年人，家长更应该建构自己的主体性，要有一个与时代共同前行的能量以及辨析的能力。你要给孩子做榜样，拔除覆盖在这个时代上的许多话语来重新看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们要知道孩子自身有着强大的能力，很多孩子走得比我们要远，他们的思维非常发达，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要珍惜他们实际拥有的光亮和能力。

《要有光》引述孩子们的心里话没有经过润色，我们没有倾听过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来整理自己。一旦有机会，他们那种爆发力、创造力以及对人生的理解真的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青岛日报2025年11月25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