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天，槐莊大隊的那個早晨起得很平常，北京女知青譚雅北扛著鐝頭往地裡走。路過村口時碰上羊群經過，塵土揚起一片，亂哄哄的羊群中一隻公羊不知怎麼，突然從隊伍裡竄出來，低著頭直接朝譚雅北衝過去，羊角頂在她腰上，把人撞翻在地。她還沒緩過勁來，那羊退後幾步又衝，這回頂在後背上，膝蓋磕破了皮，血滲出來。

疼得厲害，加上連日幹活的疲累，譚雅北腦子裡一熱，抓起手邊的鐝頭朝羊頭砸下去，一下就把羊砸倒了，再也不動彈。她蹲在地上，手心全是汗。不料，她卻因為這一舉動，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放羊的張二叔趕過來，看著地上的羊，臉色很難看。這可是隊裡的種羊，專門用來配種的。公羊是他從小養大，聽話又機靈，能帶著整個羊群走，對他來說不只是牲畜，更像是撐面子的東西。羊死了，他心裡那口氣就斷了。他當時什麼都沒說，轉身就走了，但他逢人就講譚雅北砸死了公社的羊，還添油加醋說她下手狠毒，一鐝頭把羊頭砸得稀爛。沒過幾個小時，村裡就傳開了，傳得越來越邪乎，村裡人見了譚雅北都躲得遠遠的。

譚雅北是北京人，1968年響應號召下到山西來的。那年她才十八歲。剛到槐莊時什麼都不會，鋤地把自己腳砸了，挑水灑一半，餵牲口都認不全哪隻是哪隻。村民手把手教她，幾個月下來，她手上磨出厚繭，能跟老農一起幹活了。她不怕吃苦，冬天裹著棉襖去喂牛羊，手指凍得發紫；春天插秧運肥，一身泥一身土，鄉親們都挺喜歡她這股子幹勁。

可砸羊這事一出，她的日子立刻變了，勞動評分被打得很低，分到的活總是最重最累的那種，她也不吭聲，早出晚歸照樣幹，那年冬天腳凍裂了口子，還堅持下地。

1972年，公社分了幾個名額去太原學習，譚雅北原本在名單上，她幹活積極，大家都覺得該輪到她了。公社主任來村裡核查情況，在楊隊長家喝茶聊天，張二叔正好在場，又把砸羊的事翻了出來，說她性子暴躁不服管，主任聽完點了點頭，兩天后名額就換成別人。

譚雅北得知消息那天，站在院子裡望著遠處的山，什麼都沒說，轉身又去割草了。其他知青陸續招工返城，她一個個送走，自己留在隊裡繼續幹活，這一耽擱就是五年，從1972拖到1977。

名額沒了，她也沒閑著，轉頭辦起了識字班，晚上點著煤油燈，釘塊黑板教村民認字算賬。學員圍坐在炕頭，她一筆一劃示範，有人寫歪了她就握著手糾正，下課後自己擦黑板，粉塵撲得滿臉都是。村民慢慢改了口，叫她“老師”，識字班越辦越熱鬧。村民學會了記賬，日子也好過了些，她就用這辦法填補閒置時間，給村裡添點文化。

張二叔的閒話還在傳，她不理會，繼續教課幹活，五年時光就這麼在燈下、田間過去了，她的臉曬得黝黑，手上的繭子越來越厚。

1977年秋天，返城通知終於下來了，譚雅北收拾行李，村民提著雞蛋紅棗來送她，楊隊長拍著她肩膀說一路小心，她抱著裝滿東西的籃子上了火車，揮手告別。

回到北京後，她進了小學當代課老師，城市早就變了樣，街巷重新修過，到處是新廠房。她重新適應這節奏，講課批次工作改試卷，沒人知道她在農村待了那麼多年。她從不主動提砸羊的事，有人問起下鄉經歷，她只說日子苦但學到不少東西，那段往事成了心裡的一塊靜默，不願再提起。

後來她隔幾年回一次槐莊。村裡修了新路，羊群還在，老人還認得她。她從來不提當年的事，張二叔早就去世了，他兒子客客氣氣招待她。夜裡，她獨自坐在炕頭，看著燈光晃動，那只羊的影子有時還會在腦海裡閃過，她不是怕被人誤解，只是不想讓那一鐝頭再被提起。

譚雅北後來成了正式教師，教了幾十年書，每次看到學生摔倒，她都第一時間去扶，動作又快又穩，同事說她細心，她只是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