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6年

1966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年頭。為什麼說它不尋常？因為這一年中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從1966年五、六月間開始，到1968年知青下鄉，可以說是基本結束了。但經歷過的人大概不能否認，它的餘波，或者說“威力”，一直持續到1976毛澤東去世，才算中止。所以，也有“文革十年”之說。文化大革命把中共建政以來建立的國家秩序，從官僚體系，經濟體系，教育體系，到民生，乃至全中國每個家庭的飯桌、臥室都實行了一次相當無情的打擊。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老百姓死人、傷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者無數。1977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把毛的這個“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浩劫，可見其性質之荒唐，其破壞力之大。

1966年我15歲，在中國生活了15個年頭，讀初中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學校停課了。老師、學生都忙著參加文革。那時，衝鋒陷陣的很多都是初中生。初二的我，父親是三點頭的工人，屬於紅五類，大有出來胡作非為一番的政治本錢。可我從小就世故，也可能是我從小喜歡讀古典文學，也喜歡民間故事, 崇尚“寬容”，“隱惡揚善”，“得饒人處且饒人”一類的儒家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和當時的階級鬥爭哲學衝突，於是對於文化革命那些鬥人，整人，生安白造地誣陷人等，內心有一種抵觸，不願意參與。我沒有加入到那些所謂的“戰鬥行列”裡去。但我沒有錯過免費乘火車的機會，成功地“串聯”到過上海。可惜和北京失之交臂，當然也沒見著毛主席。

雖然後來一切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文革這東西是荒唐透頂的鬧劇，可是包括當年被整得死去活來的所謂“國家領導人”們，以及眾多的有識之士，居然就沒有一個人，一個組織敢站出來說個“不”字。自打世界開始認識中國人，特別是近代，中國人的智慧可以說是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同。可是，1958年大躍進的“畝產萬斤”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年復一年的林林總總的政治運動，其荒唐程度絕不亞於“皇帝的新衣”，可諾大的一個中國，居然就出不了一個天真的孩童，說出實話，戳穿那謊言！

然而，對於我這樣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而言，這文革卻徹徹底底地為我在中國受教育的機會劃上了休止符。

二、下鄉

兩年後，1968年，可能是文革瘋夠了，也可能是達到了搞文革的政治目的，對全中國中學生的利用也要告一段落，是時候藏良弓、烹走狗了。本來，城鎮的工礦企業承受的一般是初中和高中兩屆的畢業生。而現在把六屆的初高中生一下子丟給它們，加上兩年來的經濟破壞，城鎮肯定是吃不消的。於是，就產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除了少量初中生留城升高中之外，全中國大多數初一到高三的中學生全部算作初中、高中畢業生，滲沙子一樣把他們下放到全中國的農村、農場去。

之所以說“大多數”，是因為還是有一些不必下鄉的。除了一部分特權人物的子女外，1966年前尚在讀初中的初中生有小部分被允許留城升學入高中。但他們必須是家庭成份過硬的子弟。那時，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是不願意去農村的，但只有初中生裡面不到10％的人可以逃過這一劫。我父親是工人，還是黨員。他沾沾自喜地認為，他的兒子，我肯定可以留城、升學，逃過下鄉一劫。就在父親自鳴得意的時候，卻收到廠方通知：他兒子不留城，下鄉。這可是晴天霹靂。怎麼可能？！當時收到的風聲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裡有個成員階級鬥爭的觸角比較靈敏，這個人認為我父親歷史不夠清白，建議把我從升高中的名單裡剔除掉。所謂的“歷史不夠清白”，是因為我父親三、四十年代曾經被賣豬仔去過印尼當苦力，被抓到日本兵營當伙夫。這固然是相當無奈的遭遇，而且也都坦白交代得一清二楚的，不想在這節骨眼上被人使了個拌子。那可是關乎兒子一生命運的緊要事啊。父親自然懊惱，嚷著要找軍代表說理去。可我，雖然只有十來歲，也老成地知道，那將不但是徒勞，還會讓你悶棍一記一記接著吃。

我後來才知道，父親的歷史其實也真不是那麼清白。在南洋當夥頭軍的時候，日本人是不吃的那些雞鴨豬牛羊的下水，伙夫們不但頓頓豬肝，豬腰，炒肚尖，吃不了的全部拿到外面去賣，幾個伙夫通過賣雞鴨豬牛羊下水都積攢了些錢。日本人也不管。1945年日本投降，父親離開南洋的時候把錢都換成了金戒指，帶著滿滿一褲兜的金戒指回到廣州。

要是有點創業頭腦，勤勤儉儉，他大可做點小生意。可是年輕的父親保存著中國人的美德，一兩年間，那少說也有一、二斤的黃金就全輸在賭桌上了。傾家蕩產以後，他經人介紹於1947年入了順德糖廠。49年共產黨來，因為什麼都沒有，反倒成了個響當當的“工人階級”。如果他當時做成了生意，共產黨來可就要遭殃了。

話說回來，我也不甘心自己的前途就這樣不明不白就讓人毀了呀！我老爸只是無奈地被人抓去做夥頭軍，怎麼就不清白了呢？難道說因為我父親的歷史不清白，讓我上高中太便宜了我，共產黨的江山就吃虧了？晚上躺在床上，難掩內心的憤憤不平，我反復琢磨去整這個傢伙一下的方法。那時，我能掌握的大殺傷力武器不外是一把彈弓。我琢磨：晚上找個陰暗角落埋伏下來，賞她幾顆石子兒嘗嘗，狠狠地整治整治這個傢伙。

實際上我是有賊心而無賊膽，意淫一番而已！就算真能給這人一下子，就能讓她知道是我幹的，被我一嚇就乖乖地改變她原先的立場而讓我留城升學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被偵查出來，我的下場只能被捆起來扭送到“三結合”。

在人矮簷下，哪能不低頭？下就下吧，雖然明知是死路一條，可又能有什麼招呢？盡管父親還在嘟嘟囔囔地不忿氣，我還是把家裡的戶口本拿在手上，到派出所走了一趟，破釜沉舟了。1968年11月7號，我灰溜溜地成了中國一千七百多萬文革後知青的一員。

幾十年後從新反思，不能不說上山下鄉也有它積極的意義。青年人到生活艱苦的農村歷煉幾年，的確很有好處。但那應該是讓他們接受了盡量完整的教育之後。而且，在他們接受了歷煉之後，可以讓他們選擇離開。可是，當時的口號是“紮根農村一輩子”。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天經地義的自然法則， 哪有十幾二十歲尚在讀書長學問的年青人中止讀書學習，到落後蠻荒地從事原始體力耕作，還要在那裡一輩子的道理？

1968年沒有人能預見老毛歸西，江青一夥倒臺，鄧小平復辟。如果毛主席真是“萬歲”，那不但我們去了農村的回不了城，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必須是農民，上山下鄉的政策當然還會繼續下去。而當時的中國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也絕不可能往城市遷徙，他們實際上已經被系統性地規劃為中國的賤民，雖然政府嘴上永遠不會這樣說。

1972年，一晃到了我下鄉的第四個年頭。 幾年來，父親對我的反復教導不外就是：一定要虛心向貧下中農學習，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千萬不能做。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服服貼貼，不要惹麻煩。那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那個年代的人生哲學。因為不逆來順受的代價太大了。至於什麼是“毛澤東思想”，不要說他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工人，專家學者也未必說得出個所以然來。咀嚼父親的教誨，通過假積極博取領導的歡心，從而賺取得回城機會的念頭也曾在腦子裡閃念過。我也知道具體如何操作。也許是性格使然，我無法違背自己的良知說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話，也做不來那些不以為然的事，盡管有明顯的利益擺在面前。我扮不了積極。

除了積極不來，我還有一些和那個社會格格不入的壞習慣：我喜歡和“地主富農們”混。在農村，所謂的“地主”往往都是些有些經歷的人，其中一個還當過學校校長。和這些人靠近的時候，我總喜歡纏著他們問長問短，瞭解他們的真實經歷。從這些人的話語裡，我能聽出一些實實在在的“人話”。談話間我或許不經意對他們露出欣賞的神色而不自覺。可這一切，被“貧下中農”們瞅在眼裡，自然就成了否定我的因由。

除了白天開工經常和地主富農眉來眼去，收工後的晚上我的魂魄也被幾個“成份”同樣不怎麼樣的年輕人勾走了。有次我晚上無事閑逛到他們的小屋子，一把高胡，一個秦琴，一把用火水罐自製的低音胡琴把幾首廣東音樂演奏得仙樂一般，聽得我神魂顛倒。在那個“樣板戲”年代，這些本屬平常的東西馬上喚起我的人性。什麼“革命”，什麼“反修防修”，去他娘的，我就是喜歡這些“靡靡之音”。後來我乾脆就混入他們之中，學會了拉高胡，晚晚就和這幫難兄難弟“柳浪聞鶯”，“春郊試馬”，“柳娘三醉”，“寶鴨穿蓮”，自然就把“革命”扔到了九天雲外。

這些，被生產隊的領導們三番四次地警告無效之後，我已經被暗中打入了另冊。不但不積極，還立場不穩，這人也算是無可救藥了。我只好無奈地繼續參加繁重的田間勞動。接下來的幾年，該吃的苦都吃得差不多了，我的勞動能力已經達到一級男勞動力的水準。 我能挑到兩百來斤。那些只有百來斤的擔子，右肩十來分鐘，左肩十來分鐘，可以挑著一口氣走一個多小時，五、六公里的路。 其餘一應農民做的田間功夫，差不多件件都拿得起，放得下。

除了勞動的繁重，十個工分也就是四、五毛錢，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幸虧那時父親每個月接濟我10多元錢，還能對付著過。可我不能一輩子指望父親接濟呀！ 農民子弟做夢都想往城裡擠，何況我們這些城市裡長大的青少年？ 和其他千千萬萬當年的知青們一樣， 我當然不可能甘心打那以後就當一輩子農民，問題是：怎麼走呢？ 那時，公社、大隊零零星星偶爾也有個把知青被抽調回城或上工農兵大學， 可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想都懶得去想它。

（待續）

【作者簡介】 潘偉麟，男，廣東江門市67屆初中畢業生。68年下鄉到廣東新會縣。1975年到香港，任職苦力。1979年移民美國。畢業於聖地牙哥州大。在洛杉磯教育辦公室任職網絡工程師。